香港老照片背后的故事：三趟快车

在香港的街头巷尾，问及老一辈港人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，他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关于“物资保障”的点滴记忆。彼时的香港，初显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 

50年代的香港 初显繁荣的背后 

1949年，蒋介石快速败退。北平、上海、广州的富商、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、无法去台湾者，部分迁移至香港。当时，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，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10万难民。  

这年4月，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，两年后在港病逝。 

再过一年，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，后赴美定居。 

1950年中，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，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。 

香港，这座城市的命运，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战争的灰烬给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香港带来了资金、设备、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，推动着中小商业的繁荣，亦使其工业开始迅速发展。 

但同时，突增的大量人口日常生活所需也使得当时的香港有些不堪重负，其中尤以普通民众的温饱问题最为突出。  

香港急电 供货奇缺  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处于香港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很困难，香港又不时遭遇雨灾、风灾、火灾（因大量人口移入，简易木屋迅速增多，大型火灾频发）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祖国内地就会及时送来赈济物资和款项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 

由于港澳地区人口稠密、地盘小，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种植、养殖业，无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的关系，港澳同胞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只能来自内地。

 那时候，香港市场供应紧张，市民所喜好的生猛鲜活品尤为短缺。清晨，香港市民常常提篮子、扛扁担蜂拥过关，近至深圳，远至广州采购。 

而对此情此景，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，鉴于广东、广西货源不足，指示湖北、湖南、河南等地向香港供应鲜活商品。 

50年代刚刚建国，交通运输十分困难，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铁路——零担车。由于没有专列，供应港澳的活口只能按普通货物运输，也没有适合装载活口的专用车厢，“零担车”挂上哪列算哪列。 

这样不仅运输时间长，而且发车、停站、到达都没有固定时间，给活口的运输、押运、饲养、护理等工作，以及押运员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。此种运输方式造成活口“非战斗减员”严重：活猪死亡率高达10%-13%；活鱼死亡率高达40%-70%。 

1959年1月15日，南海136轮从湛江装载生牛150头，运往香港，全部生牛装在舱面。该轮离湛江后遇到风浪，天气寒冷，海水打在舱面，生牛支持不住，相继死亡。最后清查共死亡145头，剩下5头亦接近死亡，损失约3万港元。  

1961年夏天，一车活猪在武汉江岸装车后，转来转去，3天还没有离开武汉市，结果到达深圳时死亡率达70%；一节车厢活鸡，共486只，从武汉到深圳，只有16只是活的；一车黄河大鲤鱼，从河南许昌出发，还没到深圳就死光了。  

1959年1月6日，香港贸易工作委员会发来催货电报：“由于近来我货供市奇缺，市场已严重发生脱节……平均每家零售商只有半头猪，每个蛋贩每天只能分到两个蛋……假设我出口货源不作合理安排，势必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不良影响，特此报请设法增加来货……” 

当时，不仅面临供港澳物资短缺的问题，还要特别把握好“度”： 

如果内地的鲜活商品供应不足，不够卖，造成断销，外来货就会乘虚而入，挤占香港市场；如果内地商品到得太多，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量，那么轻则大幅度落价或者支付高昂的仓租费，重则是烂的烂、死的死。 

果菜烂了还好说，花点钱倒海处理；禽畜死了就糟糕了，不仅损失惨重，而且要花大量外汇让殡仪馆火化。 

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及时解决，不仅辜负了内地百姓对港澳同胞的一片深情，也给港澳鲜活食品市场的稳定带来了很大影响。 

总理关怀 “三趟快车”诞生  

假如内地不能保证港澳市场的正常供应，不仅会影响港澳同胞的生活，也会影响国家外汇收入。新中国百废待兴，急需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。 

在西方经济封锁下，当时中国出口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，而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许多是易货贸易，获得的外汇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。 

香港是一个自由港，向港澳市场供应商品，可以直接获得自由外汇，因此港澳地区是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。 

在严酷的现实面前，国家有关部门认识到，要搞好活口对港澳的供应工作，切实做到“优质、适量、均衡、应时”，就必须从运输这个环节抓起。 

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，1961年11月，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召开“上海会议”，拿出了一个“快运方案”。方案的核心是——赶香港早市。此外，要求沿途定时定点加水、加冰、上青饲料。 

铁路运输历来紧张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经过紧张而周密的筹备，1962年3月20日零时，满载活猪开往香港的“621”专列一声长鸣，驶出武汉江岸车站。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“三趟快车”的第一趟快车就这样悄然诞生了！ 

武汉江岸火车站老照片

第一趟快车的装车从头一天夜里就开始了，一共发了30多个车厢，其中20多个车厢用于装活大猪。 

“621”开行52小时，两天后的凌晨4时左右抵达深圳北站，赶上了香港的早市。马上，香港的代理“五丰行”报来喜讯：这车货鲜活，特受欢迎！香港市民的反应非常热烈：“哇！祖国内地给我们送来这么多鲜货……” 

1962年7月，“621”运行100列之际，铁道部上报了《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》的报告。周恩来总理在呈文上批示：“由上海、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。”  

随后，铁道部和外贸部联合召开“武汉会议”。会议决定：“621”按普客车序列更名为“751”；从上海、郑州分别开出“753”和“755”。至此，“三趟快车”体系正式形成，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稳定成为一项基本国策。

1964年，铁道部宣布“三趟快车”为“货车之首”，除“特快”之外，所有客、货车为之让道。 

“三趟快车”的开行，使得运输时间由过去的8至10天缩短到了2至3天，解决了供应港澳活口运输时间长和停靠、到达不定时带来的各种问题，有效保障了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，同时也给国家创收了更多的外汇。

 1980年至1996年被称为“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”。承担着列车编组开往香港职能的深圳北站，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卡的货物，50多条轨道停满了车厢。

开行50多年来，“三趟快车”为港澳市场输送了1亿多头生猪和活牛，同时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，以及大量的蔬菜、水果、蛋品等，食品安全率达到了99%以上。  

从“三趟快车”到“N趟快车”  

伴随着全国性高速公路网的形成，供港澳鲜活产品也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、水路运输等多种方式。实际上，“三趟快车”已经变成了现在每天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的“N趟快车”。 

“三趟快车”体现着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殷切关怀，也饱含着祖国人民对手足同胞的深情厚谊。它不仅丰富了港澳人的四季菜篮子，也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了切实保障。 

半个世纪来，“三趟快车” 创造了一个奇迹：不管是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还是在动荡的“文革”十年，不管是桥梁断裂、隧道塌方，还是华东华南发生严重涝灾，不管是铁路春运极为紧张，还是流行病毒肆虐的情况下，许多货车无法正常运行，而“三趟快车”却始终风雨无阻，从未停驶。  

为此，“三趟快车”被港澳同胞亲切誉为“生命线”，它像一根动脉，把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成为血肉相连的历史见证。